辽南抗日义勇军于1931年9月兴起，到1933年《塘沽协定》签订时，在两年多时间里，辽南义勇军最高潮时发展到6.5万人，和日伪军进行了大小约千余次战斗，给日伪军以重大打击。1932年底，辽南义勇军转入低潮，总指挥部根据东北救国会的命令，决定全军暂时撤出辽南，西征热河朱碌科休整。1933年4月，何应钦派参议严宽、何旅丞到东北救国会与军事部长王化一商讨将辽南义勇军改编，并到义勇军中搞分化工作。李纯华率郑子风等部接受改编，纪亭榭、张秉林、项青山、杨文龙、卢士杰等坚决反对，率部返回辽南坚持抗日斗争。
风起云涌的辽南抗日义勇军到1933年底，除少年铁血军一部继续坚持独立作战，少部分义勇军投入党领导下的抗日联军，一直坚持到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外，大部分则失败解体了，但是它为反对外来侵略所作的贡献是不可泯灭的。
以鞍山地区为中心的辽南是东北抗日斗争最先兴起的地方，辽南抗日义勇军是东北义勇军的组成部分，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
作为东北义勇军的重要一翼，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辽南义勇军的局部抗战，揭开了东北乃至全国抗战的序幕。这标志着不甘做亡国奴的包括鞍山人民在内的辽南人民拿起武器，与凶恶残暴的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
辽南义勇军的抗日斗争可分为前期和后期，前期是1931年10月至1933年2月，后期为1933年3月至1939年3月少年铁血军最后一任司令白承润被杀害为止。辽南义勇军的长期抗战，可谓风起云涌，艰苦卓绝，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辽南义勇军的斗争，有力配合了全国的总抗战，歼灭日本侵略军大批有生力量，给敌人以重创，延缓了日军侵华进程。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即扬言，不出几个月便可占领东北、占领全中国。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激起辽南和全东北人民的愤慨，纷纷揭竿而起，抗日义勇军遍地组建起来，仅几个月，东北抗日队伍即达30万人，仅辽南就有6.5万人，给敌人以沉重打击。
仅据日方的统计，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35年末，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战殁者4200人，伤病者17.13万人。1936——1937年9月，日军死伤2662人。据《救国旬报》第九期载：日本关东军头目本庄繁哀叹，“要清除东北敌军，非用3年工夫、10万精兵不可”。此间，东北民众救国会领导的东北义勇军分为5个军区，约10万人，辽南义勇军属第二军区，仅这一个军区，自九一八事变起到1933年2月，通过攻城夺镇，就击毙日伪军519人，其中击毙日军494人。由此可见，辽南义勇军是东北抗日战场的重要力量，他们的英勇斗争，成为日本扩大侵华战争的一大障碍。
1933年1月，日军魔爪开始伸向华北，进犯山海关，随后向热河侵入。可是此时由于义勇军的不断骚扰，致使日本关东军自顾不暇，无力入关。辽南义勇军西征补充军备后，配合东北军30旅阻击了日军向华北的进犯。因而，日本关东军未敢贸然深入，这就打乱了敌人全面侵华的计划，牵制并推迟了侵略战争的脚步。
辽南义勇军的斗争，消耗敌人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撼动着日伪法西斯在辽南乃至全东北的殖民统治。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妄图把东北建成扩大侵华战争的后方基地，使鞍山变成侵略战争的钢铁供应基地，但是，日本侵略者打错算盘，辽南义勇军率先奋起，在东北到处燃起抗日烽火，与敌人展开针锋相对的游击战争。敌人的重要军事、交通、经济要地都不断受到袭击。特别是1932年4—6月和7—9月间，辽南义勇军两度掀起攻击高潮，迫使日军龟缩据点，不敢妄动，伪政府官员整日提心吊胆。正如中共满洲省委在《为加强义勇军的工作致各级党组织的一封信》中所描述的那样——“几十万的义勇军和千百万工农劳苦大众，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不屈不挠血与肉的拼死的革命斗争……震撼着日本帝国主义在满洲的统治，冲击着满洲地主资产阶级走狗的统治”。
辽南义勇军的斗争，积累了开辟根据地、坚持游击战等经验，为全国抗战提供了宝贵的借鉴。辽南义勇军各路军在建立之初，便选择在敌人统治薄弱、贫穷、偏远地区，县与县交界或“三角地带”作为根据地和游击区。虽然上层领导缺乏战略战术，不懂指挥，但基层队伍却在实战中逐步摸索出一套灵活机动以劣势装备与强敌作战、以少胜多的游击战术。突出特点是，多用夜战，善用伏击，巧用计谋，绑架人质，乘敌不备，出其不意地攻城夺镇，采用“避实就虚”“声东击西”“里应外合”“多路攻击”等战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使日伪军闻风丧胆。突出战例如“北风青山假投降，捕杀汉奸凌印清”“三克台安城”“蔡宝山奇袭营口”“田庄、大洼争夺战”“关门山大捷”“奇袭黄花甸”“五袭海城，火烧大矢组”“四打牛庄”“沙岭围歼战”等，这些战斗，均以各种游击战术，有效杀伤了敌人，扬威辽南，传为佳话。
辽南义勇军的斗争，培育了辽南及鞍山广大民众的民族革命精神。辽南义勇军是在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和缺枪少弹、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举旗抗日、英勇奋战、坚持斗争，他们的斗争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气节、崇高品格和伟大革命精神，从而赢得了全中国人民的高度赞誉。
这种民族精神的集中表现，一是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当外敌入侵，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难之际，中华儿女无不痛心疾首。包括鞍山地区人民在内的辽南广大民众迸发出空前的爱国热情，迅即做出反应，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各界人士同仇敌忾，纷纷奋起抗日。绿林人士张海天、蔡宝山、项青山等率先就地拉起战旗，反击侵略者；东北军将士黄显声、李纯华、殷援民、阎华山等人坚决反抗蒋介石不抵抗政策，呼号、组织抗日；铁矿工人张志斌、王国选，煤炭工人沈宝琳、崔晏加不甘受奴役，毅然率众抗日；农民林国政、王铁汉等耻于当亡国奴，揭竿而起，痛击侵略者；共产党员郭恩志远在丹东，不辱使命，迅速回乡（海城牛庄）举义；伪政府官员杜界雨、郑经十等不忍国土受创，人民遭殃，在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感召下投身抗日。
二是不畏强敌的英勇斗争精神。辽南义勇军的抗日斗争是在特殊困难条件下进行，它的敌人是当时世界上最凶残的日本军国主义。敌人在中国东北建立严密的殖民统治，驻东北的关东军是日本陆军最精锐的部队，而辽南的驻军又是其主力部队之一，素有“皇军之花”之称。辽南义勇军人数、武器装备均无法与之匹敌。东北气候严寒，辽南冬季长达近半年，加上敌人包围封锁，辽南义勇军外无援兵，内缺粮草军需，长期孤军奋战。据当年义勇军战士说，部队因冻、饿、病而死的人数不亚于战斗减员。即使如此，辽南义勇军的游击队员依然没有退缩，不畏强暴，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英勇杀敌，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建立了一个又一个永垂青史的战功。
三是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牺牲精神。辽南义勇军战士的革命牺牲精神是惊人的，在烽火连天的抗日岁月里，每天在流血，每天都有人战死，却没有一刻停息战斗。义勇军的英雄们从拿起武器的那一天起，就没想为个人谋得什么私利，甚至没想活着回来。他们的唯一信念就是国家独立，人民解放，正如抗日英雄陈瀚章所说：“用我手中的枪和我的鲜血、生命来赶走敌人。”
在战场，他们前仆后继，不惜浴血疆场；在狱中，面对敌人高官厚禄引诱不为所动，身受严刑拷打依然威武不屈；在刑场，更是大义凛然，视死如归。东北民众自卫军总司令邓铁梅、辽南义勇军第十一路军司令蔡宝山、中国少年铁血军总司令苗可秀和白承润等均是被叛徒出卖被捕，敌人均先以高官厚禄诱降，后又施以酷刑，他们宁死不屈，分别被杀害于奉天、凤城、盘山。第十二路军司令林国政、副司令宛立言等十几人被捕后，被关在“大石桥矫正辅导院”里，无一接受“矫正”，慷慨斥敌，被敌人用钢丝捆在一起活埋。独立第二大队参谋长朱万里在刘二堡反“围剿”战斗中，因子弹打光被捕，并被活埋，临刑前他高呼：“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独立第二大队班长王东升，率11名战士据守安平南山时，与日伪军奋战到弹尽粮绝而全部被俘，刑场上，全无惧色，王东升带头高呼：“消灭日本侵略军是中国人民的天职！”曹福琛在弹尽无援、身负重伤之时，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饮弹殉国，马兴周、顾冠军、李向荣、刘壮飞、关世英等无数英雄的义勇军战士，在杀敌战场上壮烈牺牲。还有更多的有名和无名的义勇军英雄们为国赴难，以身殉国。
辽南义勇军的斗争，创造了辽南战争史上的奇观，是一段英勇悲壮抵御外侮的奋争史，谱写了一曲中华民族的正气歌，这是鞍山和辽南人民的光荣和骄傲，也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资料提供：中共鞍山市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