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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1930年是中共台安地下党工作最活跃的时期。当时党的主要任务是组织群众,反帝反封建反军阀,提倡新文化运动。

1927年—1932年台安县早期地下党活动示意图
中共台安特支建立后,进一步宣传革命思想,扩大党的影响。一是通过介绍进步书刊,建立新文化图书馆,宣传马克思主义。当时影响较大的《新青年》刊物在台安学生中传阅。具有明显反帝反封建性质的书籍《国耻小史》《不平等条约》《帝国主义铁蹄下的中国》等,在台安也能看到。革命作家郭沫若的《反正前后》、巴金的《灭亡》、蒋光慈的《鸭绿江上》《少年漂泊者》等小说,在青年学生中被争相阅读,并产生重要影响;二是组织“平民夜校”“贫儿读书班”,接收不识字的青年农民在晚间学习文化,传授语文、算数,也讲政治常识,宣传革命道理;三是建立“读书会”“文学研究会”等党的外围组织,组织进步青年学习《社会科学概论》《新青年》《关外》《新潮日报》《学灯》等进步书刊,并通过讲课、研讨,向青年灌输革命思想,推动马克思主义传播;四是创办中共台安特支地下党刊物,1928年夏秋,先后创办《晚霞》《先声》周刊,油印,每期100份,分别由王纯一、李一质主编。1930年6月,又创办《晨曦》,由朱云峰、赵惕秋主编。这些刊物,刊登时事、评论、诗歌、小说、散文等,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反帝反封建反军阀思想,在党内和青年学生中产生很大影响。人们称赞是“替被压迫者说话”“代表工农学商大众说话的刊物”;五是开展文艺宣传,每年利用农历四月十八日娘娘庙会的机会,组织学生文艺演出,由地下党员编写的剧本内容有破除封建迷信的,有提倡婚姻自由的,也有反映工农群众悲惨生活、反抗统治压迫的。先后组织学生在庙会演出《贿选村长》《新民惨案》《女子继承权》等反映反对日本侵略者和反动军阀内容的戏剧,在群众中产生很深影响。
1927年秋,日本侵略者为实现其“满蒙计划”,加快侵略步伐,企图在临江设立领事馆,奉系军阀妥协退让,激起爱国人士反对。台安党支部以党员为骨干,吸收广大爱国学生组成10个时事宣传队,在县城进行抗日宣传。宣传队员高呼“坚决反对日本在临江设立领事馆!”“保卫祖国主权,反对对日本妥协”等口号,以唤起台安人民的民族觉醒。是年,日本侵略者强行在东北修筑吉会(吉林—会宁)、长大(长春—大赉)、吉五(吉林—五站)、洮索(洮南—索伦)、扶肇(扶余—肇州)等满蒙铁路,激起中国人民极大愤慨,各地反日斗争日益高涨。1929年初,在中共台安特支的领导下,台安的爱国人士成立了“抗日十人团”。1930年初,经中共党员朱云峰的串联组织,队伍发展壮大,改名为“反帝大同盟”。朱云峰、赵甫堂、程百学(肖向前)、刘春山、方景清、郑巨田(郑扶)、张福舜、孙海生、李景才、王介忱和傅岩等进步学生都是其主要成员。该组织为反对日本在临江设立领事馆和强修满蒙5条铁路,组织成员和学生进行罢课、上街游行示威,组织5个宣讲团,分别到杨树屯、黑鱼沟、潘家屯、老边和东荒地等地散发传单、张贴标语、讲演,宣传抗日,极大地唤起了民众的爱国热情。

大连中华工学会文牍部副主任辛培源

中共台安支部第一名女共产党员金秉坤
1928年秋后,台安学生运动迅速发展,中共台安特支顺势利导,多次发动学生掀起学潮。这一年9月,黄沙坨小学校长王纯一被调走,由顽固派守旧分子王雅南接任,不仅停办了平民夜校,还令《晚霞》停刊,引起学生和民众愤怒。台安特支派李述申发动和组织学生,以共青团员戴成库、徐士卿、高贤椿等为骨干,开展了历时3天的罢课抗议斗争,这是中共台安特支领导的第一次学生运动。1929年6月,在台安特支领导下,师范中学开展了抗议校长傅良臣贪污腐化和要求罢黜其族叔、反动封建教员傳瑾辉的罢课斗争,提出“不倒回财款决不复课”“流氓教员傅瑾辉不离校绝不复课”的口号。罢课3天,胜利结束。是年冬,当地反动政府在台安搭台唱戏募捐,声称慰问东北军进攻苏联,实际是旨在借机搜刮民财,搞演戏募捐的把戏,贴出布告“一人捐银元1元”。师范中学学生关德超扯下了募捐布告,竟遭县政府庶务所长殴打,惹起学生不满。特支书记张如恒、特支宣传委员李一质发动300多名学生,冲进唱戏现场,高呼“反对唱戏募捐”“反对军阀挑起对苏作战”等口号,并打翻看台桌椅,砸坏锣鼓,与警察搏斗,致使募捐落空。这是台安党组织领导的规模最大的学生运动,有力打击了反动政府的气焰。
1931年5月,师范中学校内,形成国共两党党员对峙的局面,围绕清除反动教员王泽深等问题展开斗争。在台安特支黄吟秋、吕兴周、刘惠普、李馨华领导下,发动学生开展3次罢课斗争,并派代表到县长闵凤钧处控告王泽深迫害学生等行径。通过学生运动,共青团组织迅速发展,1931年夏,师范中学、第一小学、黄沙坨小学、县城女校、朱家房子、小高力房、铁丝房等地均有了共青团小组。
从1929年开始,中共台安特支深入农村,发动和组织农民,开展农民运动。封建土地所有制和水灾给农民造成极大的贫困,通货膨胀苛捐杂税和高利贷剥削加重了农民群众的苦难。特别是为地主做工的雇农,所得工钱无法维持家庭生活。他们为反对压榨,便自发地掀起要求增加工钱的斗争。1929年农历五月,正值农村铲地大忙季节,也正是开展农民运动的好时机。中共台安特支派共产党员赵甫堂、朱世超、朱世凤等各自回村,组织雇工利用农村铲地、割小麦急需人手的大忙季节,向地主提出提高工价的要求,开展罢工、罢市斗争。通过罢工,迫使地主给长工增加高粱5斗(每斗22.5公斤),零工涨价2~3角银洋。通过这次斗争,农民群众认识到组织起来的力量。1929年冬,共产党员赵甫堂、杨荫棠创建张家窝堡农会,会员由3人迅速发展到30人。1930年春,朱家房子、遵化屯也先后建立农会,小高力房、民集、杨树屯、黑鱼沟等村相继兴起农民运动。台安农运受到中共满洲省委的高度重视。3月,省委候补委员、团省委书记王鹤寿到台安调研,召开张家窝堡秘密会议,总结农会经验,指导台安农民运动。参加会议的有赵甫堂、傅玉山等30多人。会上,王鹤寿针对地主阶级高利贷和压低工价的双重剥削压迫农民,深入浅出地讲解农民起来斗争,消灭封建剥削压迫的革命道理,支持农民向地主提出“提高工价,减少工时”的正当要求,鼓舞了农民的斗争热情。张家窝堡会议后,台安农民运动日益高涨。会后第二天,张家窝堡村的贫苦农民在共产党员杨荫棠领导下,扛着锄头在村头的庙台上集会,高呼口号,反对地主苛刻的雇工剥削,要求提高工价。农历五月,又是一个大忙时节,各村农会再次发动雇工罢工斗争。张家窝堡30多名长短工集中在大街上示威,迫使地主不得不给长工在年价基础上再增加5斗高粱。这场罢工斗争很快波及到铁丝房、桓洞等地,农民运动又一次掀起高潮。这年秋天,台安特支还发动农民进行抗捐、抗税斗争,均取得胜利。
中共鞍山早期地方组织——中共台安支部,建立于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腥风血雨的年代里,虽然存在时间很短,却为中华民族复兴和中国共产党的统一创建与发展做了大量工作,其历史贡献不可磨灭。
中共鞍山地方组织的诞生,是鞍山开天辟地的大事,自从有了地方党组织之后,鞍山地区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革命面貌焕然一新。其组织成员不畏艰难险阻,以救国救民为己任,领导广大群众开展的一切革命活动,意义都得以升华,都是在积极从事中国社会“脱胎换骨”的工作,这正适应了二十世纪初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潮流。

1929年台安地下党刊物《先声》
中共鞍山地方组织自诞生之日起,便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是区别于以往任何政党的新型无产阶级政党。马克思主义在台安大地上传播,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与工农运动相结合造就了党。这对以后中共鞍山地方组织的发展壮大,无疑提供了思想和理论指导。
中共鞍山地方组织虽然诞生在台安农村,却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代表广大农民和中华民族的利益。它的诞生让灾难深重的鞍山人民看到了光明和希望。中国共产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提出了新的奋斗目标,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中共鞍山地方组织是在中共满洲省委的领导、关怀和指导下建立的,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陈为人、刘少奇、陈潭秋、罗登贤等都曾担任过中共满洲省委书记,领导过中共台安特支;中共早期党员李郁阶、王纯一、王鹤寿等也都亲自参与创建并领导了台安特支。这些党的早期杰出领导人,以他们先行者的思想、理论和才干,影响、哺育了中共鞍山地方组织。不仅为九一八事变后鞍山地区的抗日斗争提供了领导力量,而且在党的建设、党的活动方式、党的斗争策略以及如何开展革命宣传、发动和组织群众运动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白区斗争经验。
中共鞍山早期地方组织的建立及其在奉系军阀统治时期开展的革命活动给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反动军阀以沉重打击,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尊严,以其革命实践书写了中国共产党在鞍山地区的光辉业绩。这些历史功绩和留给后人的精神财富已成为一座激人奋进的丰碑。
资料提供:中共鞍山市委党史研究室